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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公文化在台湾地区的传承与发展，始终与大陆血脉相连、渊源深厚。从解州关帝祖庙千年不熄的香火，关公信仰始终是两岸民众共同的精神寄托。据统计，台湾现存主祀关公的庙宇逾千座，其中400余座关帝庙，与解州关帝祖庙保持着常态化文化交流，形成了跨越海峡的文化联结网络。早在1993年，台湾地区最大的关帝庙联合组织中华道教关圣帝君弘道协会，便与解州关帝祖庙缔结善缘，开启了两岸关公文化交流的新篇章。此后数十年间，解州关帝祖庙应东南沿海及台湾地区相关单位邀请，持续组织关帝巡游活动，所到之处皆受民众热烈欢迎，进一步加深了两岸民众血浓于水的同胞情谊。
在此，谨向主办方、中华文化促进会及山西中华文化促进会致以诚挚感谢，感谢各方为两岸同胞搭建起这一文化交流的盛大平台。作为全国性联合性社会组织的重要代表，中华文化促进会自1992年创会以来，始终以“弘扬中华文化，促进国际交流”为宗旨，开展各类文化活动。其中，该会主办的多届关公文化讲论会，深度挖掘关公忠义文化的精神内涵，为弘扬关公文化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注入新动能、贡献新智慧，使讲论会逐步发展成为高规格、影响深、多渠道的关公文化研讨平台与两岸交流高端平台。
关公信俗在山西与内蒙古得到传播实践，关公信俗从运城向内蒙古传播，形成多元融合景观，以下两案例可具体说明。内蒙古三座店村清代便建关帝庙，主祀关公，配祀火神、药神，后增建娘娘庙，形成“一主多配”体系。每年正月十五，庙会吸引三四千民众参与，以红布覆盖肥猪祭祀，并将关公祭祀与元宵节融合，成为春节文化重要部分；同时结合农耕需求，将“五月十三磨刀日”与求雨习俗关联，借关公磨刀需水的传说祈求风调雨顺，体现信仰与民生的深度结合。据县志记载，该村有山西移民，关帝庙或为移民所建，印证信俗随移民传播的路径，也展现民众对文化的创造性转化。
在陕西榆林井克梁村，关公与蒙古族英雄木华黎信仰的蒙汉融合。原属内蒙古、现归陕西的井克梁村，既有蒙古族祭祀英雄木华黎的敖包，又有山西移民带来的关公信仰，形成“蒙汉合璧”文化空间。当地重修的牌坊，兼具敖包游牧特色与汉式庙宇规制，祭祀时蒙古族信众骑白马、携哈达，汉族信众远道而来，酥油灯与香火共燃。传说民众梦见关公着蒙古袍立于敖包前称“护敖包而非毁敖包”，遂同祀二者。这并非简单的民族团结表象，而是民众智慧的创造。关公“忠义”与木华黎“勇武”达成精神共鸣，实现文化意义重构，成为蒙汉交融典范。
值得注意的是，17世纪以来，晋商书写商贸辉煌，推动包头兴起、开辟“万里茶道”，而关公信仰是其开拓进取的精神支柱。晋商商贸具三大特质：一是融通性，打破游牧民族“自产自销”模式，将牧业产品纳入全国商业网络；二是整体性，整合商贸、加工、运输，构建覆盖多省的商业网；三是规模化，仅销往内地的驼马牛便达十万余头。在此基础上，晋商开拓俄罗斯市场，开辟三条茶道，成为近代中国重要对外经济交流成果。万里茶道开拓充满艰辛，晋商能克服困难，既靠毅力，更依赖关公信仰。关公不仅是“财神”，更是晋商困境中“前行的烛火”。“信义”是商业伦理，“勇毅”是应对风险的底气，“光明正大”是经营准则。19世纪俄国学者记载，茶道沿线简陋的关帝庙仍遵循中国营造法式，足见信俗已深入茶道沿线，赋予晋商跨越万水千山的勇气。
民众的精神投射与文化智慧中，“神”源于民众需求，关公从历史人物升为信仰符号，是民众将希望、理想投射于他的结果，他既是战神、财神，也是祈雨、治病之神。这种“实用理性”背后，是民族文化智慧，关公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精神的具象化，从民间祭祀到官方推崇，始终传递民生民意，成为文化绵延的精神纽带。台湾现存千余座关帝庙，即便历经殖民统治与社会变迁，也未隔断与大陆的文化联结。两岸同胞同血同源，关公信仰成为重要文化坐标，在祭祀与交流中唤醒共同记忆，架起跨越海峡的心灵之桥。
田野调查作为人文社科研究的核心方法论，其学术价值取决于研究主体介入现场的深度，而非“走马观花”式的表层观察。邢莉教授的研究实践为此提供了典型范例：其团队通过提前介入运城关公文化旅游节筹备阶段，对祭祀仪轨中的“三牲”（牛、羊、猪）进行重量、体态、毛色等量化数据的精细化记录，并推动后续持续性追踪调查。这种以“第一手资料”为核心的研究路径，不仅印证了“田野调查需以脚踏实地的践行与深度共情的感悟为根基”的学术规律，更以其长期投入的时间与精力成本，彰显了唯有扎根现场的实证积累，方能为研究者奠定坚实的学术实证。
其中，“晋商与关公信仰的知识生产”构成关键理论突破。发言指出，关公信仰的传播并非单一维度的文化扩散，而是融合了晋商多元宣传、官方话语建构与民间自发传播的复合过程。发言既点明了关公作为“忠义仁勇”象征的文化内核，也阐释了其从历史人物“顺成神”的知识生产逻辑。在此过程中，关公信仰不仅是晋商群体的心灵慰藉，更成为地域文化认同的精神符号。这一理论建构为运城关公文化的深度发掘提供了全新分析视角，突破了传统研究中对“信仰—商业”关系的表层解读。
今日，我以评议身份，就邢教授的论文分享学习了心得与思考。邢教授报告学习心得实现了“五个结合”。文献考证与田野调查相贯通：报告既系统考证关帝庙庙制的历史脉络，又深入调研关帝信俗的当代实践，实现历史与现实的衔接，为挖掘关公文化的价值内涵提供有力支撑。宏观论述与微观分析相呼应：一方面从中华文明新史视角，阐释关公信俗的宏观价值；另一方面通过内蒙古、山西的个案分析，呈现其区域传播特征，推动中华文化大小传统的对话融合，并剖析关帝信俗的当下特质。历史传承与现实创新相统一，当前传统文化弘扬需顺应时代发展，如爆竹习俗以音效替代等案例所示，不可固守传统形式，应推动文化表达的时代化、地方化，这亦是宗教中国化进程的关键方向。理论阐释与实践探索相结合：报告既对关公文化进行深度理论解读，又结合多地实践案例展开分析，使理论有实践根基，实践有理论指引，形成完整的研究闭环。晋商在山陕会馆供奉关公，关公不仅是其商业伦理中“生财有道”的象征，更承载着三晋儿女追求财富、坚守正义、眷恋故土、心系家国的精神情怀。
对于关公文化我有三点思考与探讨，推动关公文化从运城走向世界。首先，运城“办好一个会，带火一座城”的理念，为关公文化的国际传播提供启示。运城不仅是关公文化信仰的祖庙与祖庭所在地，更承载着三晋儿女的奋斗精神与中华民族“忠勇仁义”的核心价值观。突破将祖庙、祖庭局限于民间信仰与宗教文化的认知局限，深入挖掘运城地域所蕴含的黄土地精神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民族精神，方能更精准提炼关公文化的哲学思想、人文精神与道德规范，助力中华文化借关公文化载体走向世界。其次，关公文化体现中国文化“一体多元”特质：“一体”指向各地区、各民族、各文化背景下的关公信仰，其核心均为对“忠勇仁义”价值理念的认同；“多元”则表现为不同民族关公信仰的在地化呈现，蒙古族关公信仰融入祈雨、求子、治病等功能，满族称关羽为“关玛法”（“玛法”在满语中含祖父之意），视其为战神与保家神，鄂伦春等民族有“关帝祭”传统，锡伯族尊关羽为箭神，苗族奉其为趋吉避凶之神，彝族、土家族傩戏中关公位列三大神之首。历经历史积淀，关公文化已成为凝聚中华文化的“最大公约数”。最后，挖掘关公文化内涵，讲好中国关公故事。关公所代表的忠诚、勇敢、信义、和平等精神，契合全人类共同价值追求。在“哪吒”“孙悟空”等中国文化形象借影视、游戏风靡全球的背景下，更需探索关公文化的国际传播路径。当前，运城市委、市政府正积极推动关公文化发展，相信其未来必将成为彰显时代精神的“文化符号”。
戏曲是关公形象的舞台化呈现。元代是戏曲发展的高峰，三国题材戏曲数量颇丰。这些戏曲多从评话中选取适合舞台表演的片段改编为剧本，直观的表演形式服饰、唱腔、动作强化了关公的“英雄气质”，其传播范围与感染力远超文字载体，成为民间认知关公的重要窗口。元末明初，山西籍作家罗贯中在《三国志平话》与元杂剧的基础上创作《三国演义》，完成了关公形象的深度深化与完美定型。若说评话、戏曲中的关公形象尚显“碎片化”，《三国演义》则将其塑造成体系完整的“完美英雄”。
今天，我们相聚在山西运城这片承载着五千年文明的厚土之上，共同见证一场文化与科技的深度对话。请大家闭上双眼，试想这样一幅画面：一位穿越千年历史烽烟的英雄，正缓缓向我们走来。他无需言语，因为“忠义信勇”早已融入每个中国人的精神血脉，成为刻在民族基因里的共同信仰。而今天，这位英雄被赋予了新的时代使命，我们正以科技为笔，让中华文明在数字世界发出强音，让关公精神突破时空桎梏，实现永续流传，这便是今天要向大家隆重呈现的核心成果——关公文化大模型。
在数字化建设层面，我们从基础数据采集扎实推进，整合全球超3万座关帝庙的核心数据，以千万级语料为模型训练奠基，采集超5000幅关帝庙壁画，从中提炼出10万余组壁画设计要素，并同步建设“虚拟壁画网上展厅”，让珍贵文化遗产突破物理空间限制；在年轻化传播层面，我们推出了系列创新应用，基于大模型开发的AI导览系统融入“关小忠”数字角色与内置大模型的硬件设备，该硬件存储上百万字史料，可结合地理位置生成专属角色，内容已覆盖全国上千座关帝庙，实现跨地域导览适配；在全球化布局层面，我们构建了多维度传播矩阵，开发支持30种语言的多语言播客系统以打破语言壁垒，为关帝庙定制“AI报机”，可根据游客个人特征即时生成由大模型编写内容的专属报纸，打造线下“忠义会客厅”以构建关公文化社交综合体，推出内嵌智能芯片的配套文创产品，手机触碰即可启动关公文化大模型，让全球用户随时随地解读关公文化。
中国社会历经深刻变迁，传统观念体系虽已转型，但精神秩序的建构仍需依托具体的文化载体。文字所承载的精神内涵，正是文明赓续的关键。关公文化之所以能够跨越时空、影响深远，核心在于其忠义精神已融入民族血脉。也正因如此，今天我们围绕关公文化展开的讨论，不仅具有学术价值，更富含现实意义。希望参会的专家学者能够深挖关公文化，发挥学术优势、集思广益、深化研究，探索关公文化的精神内核与时代价值，共同推动关公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